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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诞辰120周年上海文艺界研讨“富田穷耕”的文学电影

时间:2018-09-08  来源:本站  作者:

  “像《蚀》里面,艺术在里面使不出劲,导演和人物演员也使不出劲,我只能说拍的画面很漂亮,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里面做,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因为太清贫了。如果用张艺谋拍《菊豆》的场景来拍蚕结茧也一定很经典。”

  作为茅盾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上海文联的文艺会堂在上周进行了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春蚕》、《子夜》及《蚀》五部曲的完整放映,并于上周五举办“茅盾从小说到电影研讨会”, 沪上文学、电影、评论界人士齐聚一堂,围绕茅盾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聚焦文学遗产电影的价值与出路。

  研讨会在文联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上海影协常务副主席许朋乐的开场白:“就茅盾的地位来相比,我们今天研讨会似乎规模小了一点。”事实上,不只是研讨会的规模,影片放映的规模,以及本身制作的成本,也“小了一点”。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导演张建亚调侃郑大圣导演的《蚀》五部曲总共750万的拍摄成本是“豪华大制作”,因为相比之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导演朱枫的《春蚕》才花了80万。在中国电影看似越来越不缺钱的今天,这样的制作水准让与会来宾听来心酸。

  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陈思和在会上谈到,“我们现在电影市场上动辄投资几个亿,已经很难见到投资这么少的作品。我明显感到,像《蚀》里面,艺术在里面使不出劲,导演和人物演员也使不出劲,我只能说拍的画面很漂亮,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里面做,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因为太清贫了。如果《春蚕》给他一个大场面的话,辉煌的劳动场面,用张艺谋拍《菊豆》的场景来拍蚕结茧也一定很经典。”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电影学者毛尖认为,《春蚕》是一部“将底层描写得很干净的左翼题材电影”,“它依然可以批判,但诗意和批判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在谈到文学改编的大话题时,毛尖表示,“钱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在电影的美学意义上来看”, 为什么名著改编还有意义?毛尖说,“因为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拍摄方式依然是有效的,尤其在今天的银幕都看不到现实主义题材了,玄幻到已经非常低级了,名著改编让我觉得依然可以拿起现实主义的武器。”

  有嘉宾谈到,《蚀》是青春文学,茅盾原著中讲述一群学生面对革命运动和自身命运的一系列际遇和选择,它具备青春的元素,也有拍成大片的潜质,需要大场面的调度。

  导演郑大圣则谈到,在创作之初,也困惑于“如何把一个90年前的故事拍给现在的人看,小说写的是一帮年轻人的故事,我们又如何向当下的年轻人诠释?”而在不断深入的阅读中,郑大圣发现,“小说里面写到的情况,仿佛我们现在的周边依然能感受,从写作的年代到我们再诠释的年代,为什么会仿佛似曾相识?这个问题让我也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所以我们不怕浅陋地做了一些尝试。”在郑大圣看来,这个类型对中国现在的电影来说被忽视了很久,“所以我们愿意开始去努力做做看,让这些现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可以被不断地再演绎,不断地再诠释。”

  而《春蚕》的导演朱枫表示:“茅盾的作品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在他看来,无论是《子夜》还是《蚀》,茅盾笔下的种种现实元素在今天依然是人们的共同话题。“以《春蚕》为例,对土地和城市文明的召唤以及生活价值的召唤,和当下语境是一致的。”

  上海广播电视台编审、制片人简平则在发言中建议改编文学名著也要从从当下现实中寻找契合点。简平谈到,每次改编大师作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领导交办,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个周年整数的纪念,而不是内心对一个文学名著有一个创作欲,那这并非一个好的创作状态。“与其在某某一个纪念日的应景的情况下创作,还不如与一个更加适合电影市场的脉搏搭在一起。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创作者和创作领导部门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联合各方面的资源重新拍一部《子夜》,我想对一个市场的脉搏而言也是有所增进的。”

  上海影协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在发言中谈到,中国有着文学IP的富矿,但文学遗产电影的削弱,与现在的电影产业和市场有关。“即便是今天拍的《春蚕》或《蚀》,这两部片子也是所谓的富田穷耕。好的题材加上充裕的资金,才能保证拍出来的质量。”

  石川说,“如果拿电影去和国外交流,当下的国产片根本拿不出手,是《煎饼侠》还是《夏洛特烦恼》?中国为什么不能像BBC那样做文学遗产电影?他们就是从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作家作品一路拍下去。今天,我们许多人接触文学名著的第一步往往是从电影开始,文学电影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启蒙。”

  在谈论文学名著改编电影的出路时,导演张建亚认为,电影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以前国有企业、电影厂(拍片)的时候,如果说今年有一部茅盾题材的电影,是惊动北京电影局的事。”而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与电影联姻,张建亚认为,出版社应该介入到这其中来,“全世界出版社都在做这个事情,名著就应该这么拍下去,有出版机构,要有基本观众,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要有观众的。”

  石川回忆,过去中国有一种专门的片酬,只有列为文化部的重点项目才可以花钱,但市场化之后就不再有了,电影这块的文化职能在慢慢削弱。不过在石川看来,出版社也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他的建议是:“可以搞一个现代的文学遗产改编的大工程,向社会招标,我们可以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用政策福利来鼓励商业片大佬来做。同时,一定要在商业院线之外开类似于展览馆、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文化设施,政府拨款的机构才能解决艺术电影生存空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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